“山東三李”之一李延年 來青島主持日軍受降

李延年來青島主持受降

被美國人搶了角色，他氣得沒去

和不少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命運一樣，抗戰后，李延年舉動乖張，在軍事上也沒有多少建樹。這一方面與他的個人素養有關系，另一方面，不得不說是受大環境的影響。

抗戰一勝利，更多的國民黨官員不是把心思放在建設國家上，而是貪戀個人榮辱，活脫脫地把一場接受日本投降的過程改編成“劫收”大戲。腐敗既成事實，民心難免喪失，再加上蔣介石的指揮不力，內部派系的相互傾軋，內戰數年，“國軍”宣告崩潰，敗逃臺灣或者起義投降基本成為國民黨將領的兩個選擇。

美國人當青島受降長官，李延年沒轍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重慶的一次緊急軍事會議上，李延年被升任為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同年8月李延年為山東地區受降長官，負責受理該區日本侵略軍的投降事宜。

官雖然當上了，但具體的受降過程實在艱辛。山東當時是共產黨的勢力范圍，李的部隊入濟南頗費周折，至于青島就更不用說。為了更快地從日本人手中接過大城市，張曉言在《青島何以成為美國海軍基地》一文中說，1945年8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控制中國戰場的關鍵港口和交通樞紐，迅速將國民黨部隊運送至中國的關鍵地區。同時，緊急派遣海軍陸戰隊進入中國。公開理由是盡快結束中國戰場,幫助國民黨軍隊遣返日本戰俘;實際目的卻是助蔣搶奪勝利果實，并駐軍青島。

9月16日，9艘美國軍艦在西特爾率領下開進青島港，解除日本海軍武裝。10月11日～12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六師的2個團及7個直屬營共2.7萬余人，在司令謝勃爾率領下，由關島來青，登陸后分別占據太平路、廣西路、大學路、山東大學等處。由于事先沒有通知，美軍的這一舉動引起了青島市民的極大憤慨。

當時李延年還在濟南忙著接受日軍投降，得知青島的情況后又于10月19日焦頭爛額地跑到了青島。據青島市檔案館檔案記載，李延年是受蔣介石委派，為美軍的占領行為進行辯解。他對前來迎接他的青島各界代表和新聞記者發表了談話，聲稱美軍對青島的軍事占領是“完全的友誼的幫助”，并毫無掩飾地說：“青島是華北的一個重要港口，萬一有失，對國家前途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在中央軍未到之前，特請美軍來青代我們維持治安，代我們繳日軍的械。”他要求青島民眾對美軍應表現出理解和善意。既然是“幫助”，那么總要有個主客之分，可美軍直接越俎代庖了。按理說李延年是山東地區受降長官，青島的受降應由他主持，但謝勃爾突然宣布將由他“代表蔣委員長主持青島受降”，并立刻命令日本駐軍司令官向其投降，而李延年只能派軍政部特派員陳寶倉中將代表他參加儀式。這一消息傳出，山東輿論嘩然。

接收成鬧劇，王耀武接替李延年

青島的受降儀式只不過是整個山東受降鬧劇的一個小插曲而已，受降之后的接收工作實際上搞得更荒唐、更可笑，在這方面，李延年難辭其咎。

當初，蔣介石之所以派李延年來山東搞接收，除了他是山東人這一條件之外，還考慮他的才干。據李仙洲回憶：“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李延年在蔣介石的眼里成了一個認真執行命令、有一定指揮才能的將才。記得有一次，蔣對我說：‘李延年指揮得力，不避艱險，能打硬仗。’時任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的李延年，被委任到山東接受日軍投降事宜。”但政治和軍事畢竟是兩碼事，打仗英勇和為官有能不能畫等號。

《人民政協報》曾刊載李致中的《李延年山東受降接收記》一文，描述了山東接收亂象。李延年部進濟南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封存敵偽銀行，頒定偽儲幣與法幣為200∶1之折合率。這一措施固然凍結了敵偽全部資金，也使持有法幣的國民黨政府文武官員與軍隊，能夠以同樣價格買到比后方多數十倍的實物，大賺了一筆。但卻害了淪陷區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手中所持的一點賴以生存的偽儲幣一下子形同廢紙，其苦可想而知!人們說，蔣介石既接收了敵偽財產，也“劫收”了人民剩下的一點血汗錢。

沒多久，天上飛來的，地下鉆出來的接收大員們紛至沓來，各種名義的特派員、督導員亦接踵而至。他們有的聲稱是中央某某部會派來接收某個企業機構的，有的夸耀是受某個“大頭”甚至“極峰”的委派前來視察、督導接收工作的。這些龐雜眾多的“劫收”大員，既有滿腹發國難財的歪門邪道，又早掌握了接收對象的情況底細，加上來頭大，靠山硬，下車伊始，便大肆查封敵產，擇肥而噬。

李延年作為山東全權受降接收長官，亦自恃有蔣介石寵護，對這些人持強硬態度，絕不肯買賬。堅持要待中央各部會接收大員到齊，再統一分配，著手接收。如是明爭暗斗，終日吵鬧不息。結果是工廠、企業關門，大批職工失業;倉庫封存，大量物資腐爛失竊。李延年則根本無力控制當時錯綜復雜的局面。致使山東這種癱瘓狀態一直僵持到1946年春，無法順利進行接收。

除了接收之外，亂抓“漢奸”也是生財之道。不少影視作品中都有類似情節，保密局的特工假借清查“漢奸”為名去敲竹杠。李延年從重慶帶來護衛的別動大隊，就是一支屬于軍統的特務武裝。這支別動大隊進入濟南后，即與當地汪偽特務掛鉤，緊密結合，利用那些情況熟、辦法多、手段辣的地頭蛇、變色龍之類，背著李去執行“特別任務”，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特務們為禍甚大，成了濟南接收過程中的又一黑幕，李延年對此也是無可奈何。

李延年無能，完成不了接收任務。終被蔣介石調離，由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繼任。李延年貶官后，自感無功負蔣，也只能解散總部，帶領部分親信幕僚赴臨沂就任新職。而王耀武于1946年夏初從湖南往山東，因此人積有長沙接收的經驗，為人更是很善于做應付文章，故駕輕就熟地完成了山東的全部接收工作。魯人其時因此有“三李不如一王”的之謂。所謂三李，即指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這三人均系山東人，是黃埔一期生。而一王，就是王耀武，也是山東人，黃埔三期生。

李延年敗逃臺灣，被蔣介石關一年

繼接收工作之后，內戰的大幕又緩緩拉開。1946年2月，國民黨戰區撤消，李延年調徐州，任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九綏靖區司令官。1947年初，徐州綏署改為徐州“剿總”，李改任副總司令(劉峙任總司令)，仍兼第九綏區司令官。

毛德傳在《黃埔“山東三李”的結局》中寫道，淮海戰役期間，李延年曾以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官(總司令官劉峙)之任趕到蚌埠設前進指揮所，據說李延年在蚌埠l小時內曾接到蔣介石3次電報：第一次說前進，第二次說后退，第三次要他整裝待命。他曾指揮國民黨39軍、54軍、96軍、99軍向解放軍進攻，又和劉汝明的第8兵團合力援救黃維，但均被解放軍擊敗。

1949年8月，李延年撤到福州，后抵達平潭島。8月中旬，解放軍攻占福州，進軍平潭島。李見已四面楚歌，陷于絕境，便把兵權交給參謀長任伺堂，只帶綏署主任朱紹良等人潛逃臺灣。

李延年去臺后，即以擅自撤退罪被扣押。當時，陳誠力主處以死刑，終因蔣介石念其前功，只判其10年徒刑。他服刑1年被同僚保釋后，即幽居臺北郊區，憂郁成疾，窮途潦倒，直至終了一生。

特約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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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三李

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因為籍貫都是山東，又都是黃埔一期，所以有“黃埔三李”、“山東三李”之稱。解放戰爭前，“三李”的經歷較為相似：軍事學識素養俱佳，在東征、北伐、抗日戰場皆有過優異表現，從排連長起歷任各級部隊長，且在抗戰中都有過不俗的表現，抗日期間官至中將、軍長，后又相繼任兵團(綏靖區)司令官等職。但在解放戰爭期間，他們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

其中，李仙洲后來被解放軍俘虜。1947年1月，蔣介石命令李仙洲指揮國民黨73軍和46軍等部隊自博山、周村、明水南征，企圖與歐震指揮北上的部隊合力擊破陳毅、粟裕的華東野戰軍主力，扭轉山東戰局的不利局面。此次南征所統73軍屬于全美械裝備中央嫡系，是王耀武的“起家本錢”，軍長韓浚、副軍長李琰看不起李仙洲。1947年2月23日，李仙洲指揮兩個軍隊伍平行于河兩岸起伏的丘陵間，鉆入陳毅、粟裕預設的“口袋陣”。萊蕪戰役結束，國民黨6萬余人被殲，李仙洲也被俘虜。

李玉堂被蔣介石下令處決。李玉堂的戰功在“三李”中最輝煌，是個打硬仗的將領。李玉堂曾在抗戰期間升任第10軍軍長，轉戰各地和日寇激戰，特別是在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中重創日軍，還為此榮獲過“青天白日勛章”。解放戰爭時，李玉堂也出任過國民黨綏靖區司令官，在兗州被解放軍擊敗。1949年末，大陸已全部解放，李玉堂逃至海南島任海南防衛總部副司令兼第一路軍指揮官兼32軍軍長，率領國民黨32軍3萬余人繼續頑抗。

1950年5月1日，海南島為我軍迅速解放。李玉堂率領殘部抵達臺灣新竹后被撤去軍職。不久，他被正在大抓“共諜”的蔣介石以“掩護匪諜、知情不報”的罪名命令毛人鳳逮捕關押。1951年農歷除夕，李玉堂和妻子陳伯蘭在臺北碧潭被槍決，但國民黨卻沒有公布李玉堂夫婦被槍斃的事實，連被捕原因與羈押單位都諱莫如深。

據《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