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張咨明列入抗日英雄錄 曾13人肉搏800敵人

在上一篇講張咨明的文章中，我們曾經提到一個人，就是常溪萍。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張咨明在萊西曾聯絡吳青光 、張益民、王軍光 、王子陽、常溪萍等，發展民先隊員，建立民先組織，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和張咨明一樣，常溪萍也是萊西籍的抗戰老兵。不同的是，他沒有在戰場上犧牲，而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常溪萍之死，在葉永烈的《張春橋傳》中被稱為“上海奇冤”。

堅守大澤山抗日根據地

常溪萍原名昌德蘭，1917年10月出生，萊西縣院上鎮東王屋村人。查閱萊西市史志辦公室的相關材料，我們可以粗略了解常溪萍的早年情況。常溪萍出身于農民家庭，12歲那年，來到萊陽縣立第十小學就讀。據說他在學校里好學上進，尤喜讀古代忠烈傳記，曾立下“大丈夫當乘長風逐萬里浪，豈可久待于筆硯間”的壯語。

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常溪萍也更多地開始關注起時事來。當時日本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先是侵占東三省，接下來又搞“華北五省自治”，這引起了愛國學生的不滿，催生了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過，運動爆發時，張咨明尚在掖縣組織學運，而此時的常溪萍還在萊陽中學讀書。雖不能沖到第一線，他也經常在學校周刊《文峰》上發表抗日救亡文章，組織罷課、游行示威活動，以響應“一二·九”運動，最終被校長勒令退學。

1937年是常溪萍人生轉折的一年，他的抱負有了施展之地。這年底，張咨明返回萊西，常溪萍跟他一起組織民先隊伍，發動地方游擊戰爭。為了擴大組織，他到平度的一些村莊發展民先隊員。不久，去黃縣參加了山東人民抗日救國第三軍，任第十大隊特派員，由吳青光、梁輯卿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在第三軍任政治宣傳干事、民先總部秘書。

常溪萍真正扎根發芽的地方應該是在大澤山抗日根據地，按照文獻記載，他曾在這里留下不少故事。1942年，常溪萍任西海專署(即西海行政專員公署，專署轄平度、萊陽 、昌邑、濰縣等抗日民主政權)專員時，適值日本侵略軍侵占大澤山革命根據地，西海地委、軍分區和西海專署駐扎于此，常遭日、偽軍突襲，歲月艱險，糧缺鹽斷。為支援群眾，常溪萍和大家一道開展“每天節約2兩糧”活動，又帶領專署機關人員參加駐村大生產運動，他挑擔推車，樣樣在行，被老百姓稱為“八路軍莊稼把式”。當時除了要穩定后方，還要支援前線。戰斗激烈時，常溪萍常常率領區、鄉干部和民工搶救傷員，晝夜奮戰，把傷員全部運往后方醫院，有次因勞累過度導致肺病復發，竟至于吐血，被人稱為“模范專員”。這年11月，萬余名日本侵略軍“掃蕩”大澤山革命根據地，西海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于寄吾等壯烈犧牲，地委、專署等機關人員交由常溪萍負責，堅持就地斗爭。當時，機關只一個警衛班負責保衛、偵察敵情、掩護轉移。常溪萍為了保住根據地，白天組織隱蔽，晚上組織行軍，與敵周旋，在殘酷的斗爭中保護了地委、專署機關，鞏固了大澤山抗日革命根據地。

即使抗戰勝利后，常溪萍依然堅守在大澤山區。1947年八九月間，國民黨軍范漢杰部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以五個主力師進犯大澤山。常溪萍依然負責帶領部分機關干部就地堅持斗爭。有一次，他外出開會，竟帶著兩個通訊員趁夜將敵人的電話線割下，背回了大澤山，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可以說，大澤山解放區的鞏固，常溪萍居功至偉。

妻子是大澤山抗日姊妹花之一

在那個年代，夫妻一同投身革命事業是件幸福的事兒，常溪萍也在戰火中結識了自己的愛人陳波浪。筆者查閱到平度一中退休教師王明章的回憶文章《大澤山抗日姊妹花》，了解了陳波浪跟常溪萍伉儷情深的往事。

陳波浪，招遠人，1940年參加革命。到平度時，她才19歲，任天柱區婦救會長。由于她和另一位女孩子張子欣一起工作，兩人都身材苗條，容貌娟好，被大家稱為“大澤山抗日姊妹花。”當時婦救會的工作除了帶領群眾生產救災、支援抗戰外，還包括解放婦女。陳波浪就經常碰到棘手的事兒。當時大澤山麓某村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娶了一個十四歲的小媳婦，女孩過門后哭著找婦救會要求離婚，陳波浪反復做工作，與包辦婚姻做斗爭，終于讓小女孩獲得了自由。一個村有個惡婆婆，百般虐待兒媳婦，把媳婦的頭發拴在門框上毒打。陳波浪召開婦女大會，斗爭了惡婆婆，最終讓那受苦的女孩跳出了苦海。時間長了，陳波浪在大澤山地區深受婦女的尊重，這在日后也救了她一命。

1942年秋天，日偽軍向天柱區進行“拉網掃蕩”，陳波浪和張子欣剛進李家寨村，就迎面碰上了日本兵，她們趕忙躲進了村婦救會長姜連生大娘家。一進家，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大娘說：“快藏藏俺們，鬼子進村了，好像發現了俺們!”可是向屋里一看，見正間里躺著死人，一家人穿著白大褂子在哭靈。她倆猶豫了，正要往外走，姜大娘一把拉住她們，找出兩件白衣裳叫她倆穿上，把她們摁倒在死人旁，叫她們哭。就在這時，幾個鬼子端著刺刀進來了。“日本人講迷信，見這哭靈場面，認為是碰到了晦氣，又見沒有那兩個女八路，就退出去了。”這個靈前救八路的傳奇故事，發生已70年了，至今還在民間口頭流傳。這事兒還有后話，后來陳波浪突發眼疾，兩眼視力模糊，腫脹疼痛，還是被送到姜大娘家里養病。姜大娘用了各種偏方給她醫治，仍不見好，最后把自家積攢的雞蛋和到鄰居家借的雞蛋賣了，請醫抓藥，終于給她治好了眼疾。在回憶錄中陳波浪曾深情地說：“要不是姜大娘和那么些好心人關心我，我早就成為瞎子了!”

1943年秋，陳波浪被調到平北縣擔任了縣婦救會會長。以后，她與常溪萍結婚。1949年3月，常溪萍調任膠東區黨委秘書長，從此夫妻二人離開了平度。

離奇墜樓含冤而死

革命勝利后，常溪萍夫婦又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當中。1954年，常溪萍被調到華東師范大學任黨委書記，從此和教育事業結下不解之緣。如果沒有意外，他本可以安度晚年，為國家培養更多的人才，可“文革”改變了這一切。

1964年，北京大學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幾個主要城市都要派一批教育戰線上的部級和處以上干部組成社教工作隊，參加社教運動。上海派了由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常溪萍帶隊的工作隊去北京大學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隊擔任副隊長兼西語系工作隊負責人。當時，北大處于半癱瘓狀態，原先的社教工作隊把北大當做“爛掉了”的單位，要打擊一大批校、系領導干部。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處境也十分艱難。

常溪萍來到北大后，曾和陸平有過一次長談，據馮喬所撰《北大社教與常溪萍之死》一文記載，常溪萍認為陸平所作所為“是好人犯了一定的錯誤”，北大也并非“爛掉了”的單位。為此，他先是向上海市委作了匯報，在市委完全同意的情況下，又給鄧小平、彭真等寫了一封信，如實反映了北大社教運動中的問題。此事后經中央領導討論，萬里認為“常溪萍這個人是正派的，北大是搞得過頭了”。鄧小平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并寫過一段話：“看來北大社教要換一下領導人了”。這樣 ，北大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被換掉。

事情到此本該就了結了，可是接下來的發展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紅衛兵斗私批修的展開，常溪萍對北大社教的看法也被莫名其妙地挖了出來，后來江青直接插手了。其實，常溪萍寫的那封信不是個人行為，關鍵在于江青等人“揪住常溪萍，也就是揪住了上海市委，才有‘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的口號，并進而借機對上面發難，因為那封信是鄧小平親自批示的”。說到底，常溪萍只是個引子。

盡管一些正直的領導和善良的群眾想方設法想要保護常溪萍，但當時的社會局勢一片混亂，常溪萍還是被揪斗了。1967年底，常溪萍被關進了“牛棚”，和哲學系教授馮契隔離在一個房間。后來 ，造反干將聶元梓奉江青之命來到上海，想通過常溪萍來打擊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斷被拉去大會、小會批斗，多次遭毒打。但他是非常堅定的，據馮契回憶，常溪萍還勸馮契，要能夠經得起這次考驗。兩人一起討論哲學問題，閱讀《人民日報》，生活還有希望。就算迫害不斷加劇，常溪萍也不曾放棄對生命的信心，他的妻子陳波浪曾回憶，兩個人在分別隔離的時候，都交代過一句話，“不要相信我是會自殺的，你們都不要相信這個。”

可離奇的事兒還是發生了。1968年5月25日下午，常溪萍從華東師大數學館三樓階梯教室窗戶墜落下來，被送到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因內臟碎裂，搶救無效死亡。第二天，造反派在批斗會上稱常溪萍畏罪自殺。“四人幫”倒臺后，重新審查常溪萍的案子，找出了自常溪萍墜落直到送到醫院搶救的全部記錄，記錄顯示，常溪萍中間蘇醒過幾次 ，并申明“我不是自殺”。

1978年4月26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上海市委為“黨的好干部”常溪萍平反昭雪。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