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民眾的反映多是“不敢生，生不起”。
——上海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楊雄這樣說。
二孩，生嗎?
從今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開始實施。新政策會提高國人的生育意愿嗎?我們的社會為此準備好了嗎?
主持人：各位怎么看當前放開“全面二孩”的時間點?
顧駿(上海大學教授)：在多孩環境中成長起來的70后相對于多為獨生子女的80后更傾向于生育多胎，然而從時間上看，即使是在政策臨界點上的最后一批多孩也已經錯過了生育的黃金期，現在“追生”的話，高齡孕婦的生育風險很大。
楊雄：放開“全面二孩”后，由于受益群體中育齡婦女年齡整體偏高，其生育意愿較低。有調查顯示，70%到80%的人都說自己愿意生二孩，但真正生二孩的人只有30%。80后是現在的主要生育人群，但是他們的生育能力并不樂觀。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數據顯示，隨著不孕不育率的上升，約有12.5%的80后將面臨嚴重的生育危機，其中男性不育因素占不孕不育原因的1/3。這些都是“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主持人：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領女性的普遍心態。有觀點認為，生二孩不僅是女性求職的一道顯性障礙，二孩上學、就醫以及社區幼兒園配套等問題，也需要社會認真考慮，及早做好準備。大家怎么看?
何慧(上海白領)：我馬上就30歲了，兒子已經兩歲多，再要一個猴寶寶的計劃已經提上了日程。但我的二孩計劃只有家人和親密的朋友知道，在單位里我是秘而不宣的。如果現在就讓領導知道了，肯定就得給我調崗去后勤部門了，收入得差一大截。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一線崗位，我打算等懷到四五個月之后再向領導“坦白”。
周蕊(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一位資深人力主管告訴我，在招聘女性新員工時，公司一般傾向于已經婚育的員工?，F在二孩政策放開，下次招聘得婉轉問問已經生育的應聘者還生不生了。
廖君(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我近日參加了幾場大型的周六招聘會，580家招聘企業有七成招聘女員工，我隨機選取了10家企業“應聘”，其中有8家企業的招聘經理在聽到記者“有生二孩計劃”時，當即婉拒了我?，F場招聘的企業中，有3家企業在其招聘簡章中，對部分崗位要求明確注明“女性(已婚已育)”或“已婚已育優先”字樣。二孩政策實施后，如何平衡個人利益與企業的現實困難，女性就業者的二孩權益如何保障，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孫曉梅(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我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帶去了《反就業歧視法》的議案，建議成立反歧視的立法和專門機構，不得在招聘過程中要求女性求職者提供婚姻和生育狀況的信息，不得因女職工在應聘時沒有如實陳述婚育信息而對其進行懲戒或者解除勞動合同。
主持人：導致低生育意愿的另一大因素是不是“生不起”?
周小姐(上海白領)：我女兒不到3歲，雖然早就符合“單獨”生二孩的條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讓我對生二孩望而生畏。我們現在是全家打工全力以赴養一孩，花錢從懷孕就開始了，每次產檢若想少排隊，掛個特需號就得300元，產檢加上生產住院的費用接近2萬元;請月嫂一個月8000元，節假日還要算雙倍或者三倍工資;奶粉按250元/桶計算，一年的奶粉錢就差不多1萬元;孩子沒人帶得送幼托班，一個月至少2000元;未來如果想給孩子學個鋼琴什么的，興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筆……
陳先生(剛剛升級為爸爸的北京市民)：產檢真是艱辛的過程。胎兒到了一定周數以后，只能看專家號，普通號看不了。我一大早5點就去排隊，等到了7點多掛號窗口上班時專家號就直接掛完了。在網上預約專家號，已經排到了6個月以后，最后只能從黃牛那里花600元買號。醫院雖設置了特需號，但不能報銷，而且比普通號貴出了近500元。
王真(北京市政協委員)：現在不只是婦產醫院，各個醫院的婦產科壓力都很大。二孩政策的推出不能把責任和矛盾都推給醫院，生育需求現在已經超出了醫院的接診能力。在硬件設施上，國家可以加大政策和資金的扶持;但是在醫護人員的培養上不是一蹴而就，她們的培養需要相當長的過程。
顧駿：80后是當今生育的主力，他們原本已經在“421”的家庭結構中不堪壓力，現在如果調整到“422”結構，承受的重擔在成倍增加，這是不爭的事實。
主持人：增加孕產婦醫療服務設施，增加社區學前教育機構配套設施、全面普及有質量的學前三年教育，是不是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陳女士(武漢白領)：生伢不易帶伢更難。作為職場女性，生完寶寶后，我最難熬的是休完3個月產假后到小伢3歲上幼兒園前的這個空當期。因為家里沒老人帶，有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我到處找人帶孩子，寶寶基本處于“流浪”的困境。
繆女士(北京市民、兩個孩子的母親)：我大女兒快4歲了，附近3所公立幼兒園都沒能進去，只能在私立早教班里勉強看著。好的私立園都價格不菲，我們工薪階層養兩個孩子真心感覺負擔不起。
賀優琳(全國人大代表、退休教師)：我曾經五次在全國兩會上建議盡快放開“全面二孩”，但從“單獨二孩”放開之后幾年間的低生育率上看，愿生、敢生的人并不多。要改變低生育意愿的現狀，政府就要多走一步，鼓勵生育，為生育創造條件。孩子不僅是家庭的成員，還是國家的未來，政府在生育投入上要算“大賬”，化解生育的外部成本，應考慮在適當的時機下實現義務教育的“前移”，化解幼托難和幼托貴的問題。
劉鵬(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全面二孩”的實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孩子的出生、撫養、教育、醫療等一系列環節上的公共服務配套投入，要把現在由家庭負擔的經濟和時間成本，轉變為社會公共服務、保險體系來承擔。一方面延長二孩媽媽的產假和丈夫的陪護假，另一方面可以鼓勵用人單位允許讓二孩媽媽先暫時辭職，等孩子大了再重新就業，要保障就業的接續性。
楊雄：財政可以對婦女生育險和幼兒園等加大補貼，以減少雇主承擔的成本。另外，考慮按照家庭負擔和贍養人口綜合征稅，以提高生育積極性。
整理：廖君 周蕊 孫蕾;主持人：李力
單靠一紙行政命令是堵不住擇校的。
——安徽省銅陵市教育局副局長王剛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
孩子教育，是件大事。一直以來，基礎教育階段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所引發的“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始終為公眾所詬病。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14年至今，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小升初”免試就近入學，全國各地也大力規范義務教育階段的招生工作。然而，對于就近入學，人們褒貶不一，有觀點甚至認為，就近入學讓擇校演變為“擇房”。一些地區采取的大學區、教育集團化等措施，其效果也有待進一步觀察。擇校，這個問題到底有解還是無解?
擇校，有解還是無解?
主持人：國家近年來大力推進基礎教育階段的免試就近入學，從老百姓的感受和各位自身所了解的情況來看，這一政策現在效果如何?
張蘋英(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吉首大學國際交流與公共外語教育學院院長)：就近入學這個政策目前看還是比較有成效的，大多數學生都可以保證就近入學。但應該看到，很多人是出于政策要求，不得不就近入學。
曾俊森(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博士)：就近入學政策出發點是好的，國家層面是希望借此保障每一個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確保教育的公平原則。但就效果而言，只能說在陣痛中等待新生吧。
張蘋英：我不是反對就近入學，目前看來全面推行就近入學，最大的問題是學校間的差距太大?，F階段我們普遍面臨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的配置不合理。不解決這個問題，就近入學怎么搞都難得到社會普遍認可，更不可能達到預期目的。
賀優琳(全國人大代表、退休教師)：沒錯，就近入學和教育均衡之間是有一個邏輯關系的。保證學校間的差距不至過大、每個學校都有好老師，家長才不會舍近求遠、不惜代價把孩子送到一個更遠的學?！，F在我們是希望通過就近入學來促進教育公平，所以在未縮小校間差距的情況下，就強制性要求百分百就近入學，是不妥當的。
謝櫻(新華社湖南分社記者)：我也有這樣的感受，現在看來就近入學對很多家庭而言，就是被動接受。一方面片區內學校劃撥不可控，另一方面就算身處名校學區，但“微機派位”下的學位分配更不可控。在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情況下，推行“就近入學”，無疑是備受質疑的。
主持人：現在有觀點認為，就近入學政策讓擇校變成了“擇房”，大家怎么看?
殷飛(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從某種程度上說，嚴格實行劃片入學加劇了“天價學區房”現象。因為以往“以錢擇校”“以權擇校”行不通了，加上推優、特長的招生名額也在不斷縮減，購買學區房成了許多家長送孩子進名校的唯一方法。
曾俊森：是這樣。就近入學政策下，擇校與擇房之間的微妙關系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認為學區的劃分應該是一個綜合因素共同發力的結果，而不應是單一標準導向的。當然，很多家長強調絕對化的一碗水端平，以當前的教育形勢和地區基礎教育發展水平來看，是做不到的。
張蘋英：沒錯，學區劃分還是要有一套相對固定、合理的標準，不能經常變化。首先學校的布局要合理，在學區內從幼兒園到中小學都應配置，不能小學在這個區上，中學又劃入那個區。其次要考慮人口密度，不要這個學校四五十人一個班，那個學校七八十人一個班。第三要嚴格按地理位置劃分，減少人為干擾。第四，劃分后應當相對固定，不得隨意變化。
謝櫻：我倒是覺得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學區范圍怎么劃都不合適。因為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學區怎么“劃”，而在于資源怎么“分”。正是因為學校水平有較大差距，一實行“就近”，大家都想劃進較好的學校，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如果先有教育資源均衡，學校水平都差不多了，學區怎么劃都好接受，就近入學也就水到渠成。
主持人：說到教育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現在各地普遍采取大學區、教育集團化等方式，效果到底怎么樣?
謝櫻：名校辦學集團化的趨勢，如今在各地都已經初見成效，很多名校的“分校”，在城市的各個片區開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意味著更多的孩子能以就近入學的方式進入“名校”，集團化的統一管理、教育理念的一致，也讓家長覺得教學質量更有保障。
曾俊森：目前看來，似乎也很難再找到比大學區、教育集團化更好的解決路徑。但我覺得這都只是形式上的探索。
謝櫻：是的，部分“集團化”下的“名校”，教學質量、師資力量仍然存在較大差別，一些集團化的學校只有優質頭銜之名，并無優質師資之實。很多家長仍然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往名校“本部”就讀。
殷飛：僅靠教育部門以行政手段調節，很難遏制這種現象。我倒是認為，現在不僅是要把新辦的普通學校盡快辦成家門口的好學校，還要改革教育評判機制，真正強調學校的辦學質量、特色，而不是看學科成績。另外，應把熱點民辦初中也納入電腦派位招生范圍，義務教育階段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試，讓所有學校的生源趨于均等化，才能為教育均衡發展奠定基礎。
賀優琳：沒錯，現在公辦學校擇校熱度降下來了，但是民辦熱點學校、外國語學校依然讓學生和家長向往。這樣下去，我們改革的初衷就很難實現。
主持人：從就近入學這個政策說開去，近年來教育改革方面措施不少，但改革推進過程中往往阻力很大，各位認為這其中阻力主要來自哪里?
張蘋英：近年來教育改革受到高度關注，相關方案、措施也出臺了不少，從教育一線的情況看，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帶來的實質性變化并不大。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阻力：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舍不得放權、不愿放手。二是學校不愿冒風險。三是教師工作壓力大，不愿也無暇去嘗試新東西、探索新路徑，改革和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曾俊森：阻力主要來自人心。辦學硬件的改進，按部就班就能實現，但是擇名校、找名師等主觀理念的消解就不那么容易了。當前社會的競爭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剛性的社會結構困擾著社會層級之間的流動。這種緊迫感或者說是壓迫感，使得家長愿花大代價來教育孩子，哪怕只是一廂情愿。
謝櫻：我國的教改那么多年了，成績不能否定，但有些舉措確實是治標不治本。教育必須正視“指揮棒”效應。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什么樣的教育，最終都是“指揮棒”下的產物。比如高考催生了應試教育，但應試教育并不是中國獨有，只不過我們把它的“指揮棒”效應單一化、格式化了。所以說，只有國家從頂層設計改變這種模式化的評價體系，學校、教師、學生、家長才可能真正有所改變。
整理：謝櫻 凌軍輝 主持人：鄭明達
比得病更鬧心的是看病和報銷。
——帶媽媽來北京看病的吳曉芳在等化驗單間隙，拿出手機發了這樣一條朋友圈。
全民醫保體系的建立，是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最為成功的改革之一。作為醫療保障的第一張網，政府主導的基本醫保確實兜住不少大病家庭避免滑入深淵。但如何讓醫保便捷而有保障，讓老百姓能安心治病，是大家最關注的。
醫保：應便捷而有保障
主持人：隨著人口大流動及社會邁入老齡化，醫保異地報銷日益成為百姓關注的焦點。身處異鄉、醫保受限，令許多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心焦。
劉英(安徽籍患者)：我今年32歲，患脊柱側彎，輾轉去過各地看病，去年來到成都。因為脊柱側彎比較厲害，需要做幾次大的矯正手術，至少要幾十萬元的治療費用。能報銷的份額本就不多，只能攢齊一堆發票和單據寄回老家，讓親戚幫忙跑腿報銷，整個過程很繁瑣，報銷流程也長，對我們這樣的大病患者來說，很辛苦。
林昭德(吉林省退休人員)：我跟老伴和親家兩口子輪著來北京看孩子，生一次病，心疼大于病痛——因為異地看病沒法報銷。
主持人：異地就醫報銷難是醫保領域長期存在的頑疾。到底是什么把醫保困在原地?
董小紅(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我國醫保實行屬地管理，由于各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醫保政策也不一樣，報銷范圍和報銷比例存在較大差異，收費水平、診療項目等也都不同。各省醫?；鹩邢蓿绕涫墙洕l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兩地之間，醫?；I資水平差異較大，利益難以平衡，因此，醫保異地對接阻力也就很大。例如，在較發達地區，醫保待遇水平高，外來人口如果全部在當地報銷，可能會導致原參保地醫?；痣y以承受。
在技術層面上，目前各省之間還未實現醫保信息的互通互聯，大部分省還沒有建立省級醫保異地就醫結算中心，各地之間醫保信息沒有聯網。因此，沒法實現實時報銷。
主持人：在人口流動日益頻繁背景下，怎樣讓百姓更好地享受基本醫療服務，讓異地就醫群體免于經費墊付和往返奔波?
張德明(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人民醫院副院長)：在解決異地醫保報銷難問題上，要打破不同地域、不同醫院之間的“信息孤島”，可以施行區域性醫保聯盟試點，打通臨近區域之間異地醫保的梗阻，再向全國鋪開。
胡梅英(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兒童醫院護理部副主任)：確實，各地醫保覆蓋范圍、報銷程度差異很大，結算系統不一致，加強制度的統籌、規范、統一，是實現異地醫保的必要前提。要實現醫保異地報銷，需要破除部門利益和條塊分割，推進制度整合，運用信息化、大數據手段，加快建立完善統一的國家級平臺。
主持人：還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患者越是大病，越要到上一級醫院就診，可越往上，報銷比例越低，這種“倒匹配”的局面是否說明醫保制度不盡合理?
賈愛芹(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臨汾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說得沒錯，我也認為確有不合理的地方。醫保政策有一個方向應調整，因為小病不會致貧，大病基層處理不了只能向上轉診。實際上，越往上級醫院就診，患者花費越多，但報銷的比例反而越低。醫保報銷不能搞一刀切，應該按各級實際診治能力，按照患者實際需求來科學制定報銷比例。
高皓亮(新華社江西分社記者)：新農合也面臨著這樣的局面。為引導群眾合理就醫，新農合報銷標準為越到基層醫療機構，報銷比例越高，而省級、外地醫院比例最低。目的是為了將小病患者留在基層醫療機構。各地鄉鎮衛生院名義報銷比往往可達90%以上，縣級醫院名義報銷比可達80%，地市級醫院可達70%，省級醫院可達60%。但對于各類大病患者家庭來說，基層醫療機構不具備救治條件，需要選擇省市大醫院。因此對于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越往上走，花錢越多報銷比例越低。我認為這是有改進空間的。
主持人：國外看病報銷比例高，相當一部分是商業補充險，我國是否也應進一步健全這一機制，以減輕百姓看病負擔?
賈愛芹：應該!基本醫保不能全管，應定位在?；尽Ｎ覈?3億人口，基本醫保資金有限，如果所有的病都納入基本醫保范圍來補償不現實?；踞t保之外應增多保障渠道，比如商業醫保，國家應倡導、鼓勵參?；颊咄瑫r參與商業保險，特別是大病保險。
劉翔霄(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雖然對基本醫保之外參加商業保險的數據沒有做過統計，但我在采訪中明顯感覺到，這個群體是龐大的?；踞t保的覆蓋面和報銷比例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商業保險作為有益補充是個正確的選擇。
武俠(山西長城人壽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近幾年，健康保險成為銷售最好的險種之一，中國百姓對商業醫保有需求。一些地方由政府出資補貼，鼓勵參合農民購買商業保險，這種模式也很受保險公司歡迎。
整理：董小紅 高皓亮 劉翔霄 主持人：蘇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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